一读清代王文治《行书四屏》

“清乾隆四大家”之“淡墨探花”一王文治1794年作《行书四屏》132.纸本。

清.王文治行书四屏。1794年作

释文:(一)我家家住梦溪头,头白归来始有楼。惭愧奇书无借处,凭阑日对水东流。(二)王孙池馆闭朱扉,中酒心期燕未归。独有狸奴闲趁蝶,一坪芳草向斜晖。(三)偶逐樵人一棹风,海门同扣梵王宫。白鬃雅称青山里,朱履偏行黄叶中。(四)微云冉冉疑无色,淡月蒙漾似有香。更拟花前研晓露,临风为仿十三行。

印鉴:文章太守(三次)、柿叶山房(四次)、文治私印(二次)(1、2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王文治》。

题识:(一)余家居于梦溪之上久拟筑楼,今始筑之。(二)徐子仁画猫,莲巢以危危日仿之,因题句。(三)甲寅秋日同郑秋塘游焦山,近作录于归砚草堂。(四)题女孙玳梁画水仙句。梦楼王文治。

鉴藏印:荆门王氏家藏、荆门建阳王氏、曾藏于荆门王文心处、字亦云、真州卞薇阁珍藏书画、荆门建阳王氏文心书画之章。

在清乾隆宰相刘墉因用墨特色而为人称呼“浓墨宰相”时,王文治是乾隆二十五探花,也因用淡墨书写,博得“淡墨探花”之誉。

一浓一淡,各尽其妙。

人们常将刘墉与王文治比较而欣赏。《两般秋雨庵随笔》这样说道:"国朝书家,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讲风神。"由此可见,二人的审美方向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早期,王文治也和刘墉一样,是效法清秀一路的。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太守工书法,其书亦天然秀发,得松雪、华亭用笔”。按钱咏所言,王文治也是学赵孟频和董其昌的,但是后并没有转向于浑厚雄健方向,而是沿清秀婉美风格,持抱不放,逐自成一格。书法家的发展常常是这样,起始目标一致,效仿点共同,而后各有感受,各得体验,便分道扬镳,各行其道。有平淡简易一讲者,有绮丽精工者,有的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骏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四时好景,万卉殊态,见化合之妙,得风格常异。

王文治生于1730年,卒于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

王文治擅楷行,自董其昌、赵孟類而上溯二王,论者称其“秀逸天成”,以天资胜人。与翁方纲、刘墉、梁同书齐名,并称乾隆四大家。此四屏书自作诗,结体内敛而字距宽广。用笔舒徐沉稳,如临风玉树,姿态尽出。字距虽宽,却有一气贯成之势。甲寅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王文治六十五岁时,是其晚年书风成熟,精力弥满时所书。他四屏所见不多,且所书极精又保存完好,故颇为难得。

展开《行书四屏》,如同进入一个清雅之境,我们可以在篇中看到《兰亭序》的笔法,很细致的表现,很细腻的提按,粗细相间,短长合度,一点一画,一波一碟皆认真对待,慎终如始,毫无草率、随便之笔,而任意、随性的笔调也很少。王文治的内心存有写好字的念头,由此也流露出一些表现欲,是有一些表现痕迹出现于纸面上的。比起刘墉的创作,王文治稍欠一些自然天成的因素。清代书家尚态,态之美好与用笔关系很大,王文治用笔精,用意也多,这大抵与年龄有关,还不能达到刘墉那般无意,踏雪而能无痕。

《行书四屏》显示了清俊之美,除了意境清旷,还有形之美。这和刘墉作品相比,王书如英俊少年,潇洒倜傥,刘书则如迟暮老人,满脸沧桑。王文治书法得益于巧。巧可以表现在机灵、灵动、活络各个方面。他下笔较轻,笔锋起落活泼、灵秀,轻快地运动,左右逢迎,上下招呼,殷勤热情,显示着他笔锋驰骋上的互穷其变,各呈其巧的追求。譬如篇章中有连笔的字,转弯抹角、连环贯串,可以看出书写时的自得之趣。清新灵巧,是其所长,善于调节变化而皆合其情其调。巧的结果是美观,令仪令色,得观者喜爱,心情舒畅。当然,王文治的巧是一种小巧,因为他的作品格局尚小,小巧中流露出如小家碧玉般的小情小趣。小巧也是一种美,也有存在的价值。

平和的书卷气也是《行书四屏》的一个特色。并不是所有的文人笔下都有书卷气溢出的。王文治走的是比较文气的方向,沿着二王一路,心慕手追。他涉及的雄健豪放书风不能说没有。他曾学习过李邕、米芾、张即之的书法,但是学习过程中,这些雄健之气渐渐淡出了他的笔下,甚至毫无影踪。这也说明了学习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并不是全都纳入自己日渐形成的风格里。有一此技巧被强化了,气息明显上升:有的技巧被舍弃不用,这一技巧所携带的气息也就不存。整个过程就是增减、损益。王文治的方向是朝着晋人方向发展的,这也使他的效法比较单纯,追寻优美清新书风。他不仅是一位书家,还是诗人,诗能“尽古人之变而自成体”。满腹学问,潜乎笔端,书生情怀,书卷气息,文质彬彬。

王文治书法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淡墨。

淡墨清雅、飘逸,体现与浓墨不同的审美趣味。水将浓墨稀释成不同的浓淡成分,色泽淡泊,字迹超脱。淡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淡墨的书法家,墨淡的层次也大为不同,但都以此而去其火气、躁气,得清旷萧疏。王文治书法的淡墨,只是相对而言。过于淡,对于笔迹就是一种伤害,笔迹缺乏骨感。此四屏只是清淡了一些,但淡中有黑,黑中有淡。倘若比淡,董其昌、查士标的淡墨要过于王文治。古哲人曾谈到“适”,要自适,而不宜走极端。淡墨的运用也是有分寸的,要符合自己的审美情趣,与自己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效果达到就好,过于浓和过于淡都是不利笔锋运动的。在《行书四屏》中,王文治并没有大肆夸张其淡墨效果,而是适度,线条干净简洁,墨润气和,交替而行,仅是黑中偏淡而已,正是适宜。

清人钱泳认为王文治书法“如秋娘敷粉,骨骼清纤,终不庄重耳”。清人杨守敬也认为:“梦楼书法虽秀韵天成,或皆为女郎书”。这也是很入骨的批评。王文治书法清秀婉转,的确是视觉盛宴,但是格局狭小,笔墨间多有放不开的拘泥。和晋人的小行书相比就可以看出,小字也是可以写得很放纵、舒展的,而在王文治笔下就有点紧,所谓“女郎书”,正是小脚迈步,不能远举。清秀中也有单薄感,力度不足,形美而内在蕴涵不够,和刘墉书法相比,刘墉正是形难以给人美感,内在却足以玩味。

原因很简单,王文治吸收的养分过于单一了。取法精细,也应兼收一些质朴、古拙的书风。这一点,王文治完全忽略了。

一2024年3月一稿于沪上三林,二稿4月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