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红岩》曾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革命志士江竹筠、许云峰、陈然等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鼓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人们深恶痛绝、出卖革命志士的叛徒甫志高的原型，大概就鲜为人知了。
甫志高的原型本名冉益智，又名冉启熙，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骑龙村人，1931年至1936年任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主编党部机关刊物《党政周刊》。该刊“以宣传国民党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为主，道一些地方消息”。鼓吹国民党的“党权高于一切”，宣扬蒋介石提倡的“三一主义”，即“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匪”的反动政策，胡说什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是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的唯一领导者，掌握着全民族的命运和航向”；“攘外必先安内”乃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英明国策，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非坚持这一国策不可！”1933年下半年起，该刊还别出心裁地开辟“青锋”栏目，专门作反动宣传。迄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止，该刊共办了40多期，对共产党，对贺龙、任弼时领导的工农红军，极尽造谣诬蔑谩骂之能事。
1935年国民党政府划川东南九县为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区治设在酉阳，委任军人赵鹤为专员兼酉阳县长。《党政周刊》对此作专题报道，称之为“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一项重大行政体制改革，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克敌制胜的一项重要手段。”同年，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地“办理党员补行总登记”，冉益智又迫不及待地作为县内首批国民党员补办了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党证。
在当时酉阳地方上尖锐对立的王子履、蔡干卿两大封建派别中，冉益智是王派。当别动队十五中队马昶抓捕王子履时，将冉益智一并逮捕。在押送他们去渝途中，行经乌江武隆段羊角碛江面，王被秘密处决，佯称畏罪投江自杀，冉益智则解往重庆，交巴县（重庆）地方转院审理。消息传到酉阳，王派主要人物王羽仲等人极为震怒，支持王子履的儿子王彦达、女婿李六一赶赴上海，找到王的堂兄、老同盟会员王勃山，哭诉王子履遭害详情，要求设法报仇。王勃山找到戴传贤、谢持、杨沧白、黄复生，向他们申诉王子履被害经过。又由戴、谢、杨、黄把全部情况转告蒋介石。蒋在这批元老的呼吁责难下，电示重庆行辕主任顾祝同，责令查明真相，从严惩处。顾祝同迫于蒋介石及元老的压力，乃将王案的主要负责人黄尔宜（垫江县人，八区专署政训室主任，系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积极主张除掉王子履的主谋）、马昶（别动队十五中队副队长）、田陌阡（共产党员）、陈铨逮捕，由军法处判黄、马死刑，田陌阡无期徒刑，陈铨无罪。作为王派骨干的冉益智，由巴县地方法院释放。
冉益智被关押在重庆期间，曾得到一在押共产党高级负责人的帮助。他隐瞒了自己的历史和国民党员身份，出狱不久便混入共产党组织，用张德明、冉毛、肖青等化名在重庆、合川、万县、云阳一带活动。1938年至1939年任合川县工委、北碚中心县委组织委员。1940年春调下川东任万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任书记。
1947年七八月间，党为加强万县地区工作，决定成立下川东地委，由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又名涂万鹏、杜谦益，“七大”代表）兼地委书记，长住万县。10月，重庆市委改组，原副书记刘国定升任书记，分管工运；从万县抽调冉益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运；常委李维嘉兼宣传部长，分管宣传、统战；委员许建业协助刘分管工运工作。1948年4月初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影响市委负责人许建业。刘国定、冉益智和一大批党员被捕。
事情的经过是，重庆民生路文城出版社（书店）有一个叫陈柏林的店员，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与草堂国专学生姚方桓（黔江人）认识。姚是军统重庆站渝组组长李克昌（黔江人）领导的军统通信员。他发现陈带有《挺进报》，立即向李克昌报告。李克昌叫姚方桓暂时稳住不动，并派另一“红旗特务”曾纪纲，以进步面貌接近陈，得到陈柏林的信任，住进了文城出版社，暗中监视陈的言行。曾纪纲发现有一个叫“老顾”的人，定期给陈柏林送《挺进报》，估计是陈的上级。在行辕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的催促下，军统重庆站站长吕世琨4月1日逮捕了“老顾”（即任达哉）和陈柏林。任叛变，于4月4日带领特务在磁器街嘉阳茶馆将“老杨”（即许建业）逮捕。许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住址。特务在许的寝室搜出了18份入党申请书，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和一些工厂资料，又造成刘德惠、余祖胜、皮晓云、牛小吾、蔡梦慰、潘鸿志、雷志震被捕。许建业得知自己上当受骗后，痛悔不已，以头撞墙自杀不死。许在监狱中备受苦刑，坚贞不屈，1948年7月在大坪刑场英勇就义。
敌人破坏了“志成公司”这个据点。徐远举从对许建业的搜查中，知道许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干部，派特务在该公司继续监视。4月6日上午，刘国定因事去找许建业，一进公司大门便被捕，不久即叛变投敌，承认自己是一名“刚入党不到两个月的候补党员”。8日，刘又供出永生钱庄的邓兴丰和李忠良。李承认是共产党员，交出了党组织和党员名单，并指认邓兴丰即余天，后又牵扯出重庆银行的余永安。敌特对余永安采取随捕随纵、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进行控制。余又供出了他的上级“老张”及冉益智。
4月7日，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从南温泉接头回城，得到许建业、刘德惠、刘国定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向各方报警，安排转移。并约好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常委李维嘉于4月17日中午12时在北碚公园碰头。冉公然违反起码的地下工作原则，将约会地点泄露给第三者。他前一天打电话给余永安的老婆黄晓明，告知自己将去北碚，黄又转告余。17日上午9时许，余永安带领特务在北碚体育场街边一家饭铺逮捕了冉益智。
狡猾的特务并没有立即将冉押去特务机关交差，而是把他拉进附近一家旅馆的空房内，用棉被蒙着头，狠狠地抽打一顿。然后揭开棉被问：“你到底说不说？”冉益智为了活命，忙不迭地连连回答：“我说！我说！”起初，他还想自己欺骗自己：只说一点点，只承认自己是个候补党员。又过了几小时，当他被押进特务机关，去到敌特刑讯室时，面对那些带着血腥味的刑具，看见特务头子凌厉的目光，他恐惧万分，承认自己不叫“张德明”，叫冉益智，也不是“候补党员”，是“市委副书记”，负责学运工作，同时他还供出了已被捕的刘国定、许建业的党内职务。后又陆续供出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城中心和南岸学运特支书记赵硕及部分学校的学运负责人姓名：北碚师范支书蒋启宇，重庆大学凌春波、周国良、杨帮俊，西南学院罗洛庚，乡建学院甘光余，相辉学院金成霖，川教院蒋茂生，市立一中冉敬林，中央工校丁干明以及青年会的陈作仪等，并列出了党的外围团体“六一社”社员名单。上述人员除少数逃脱外，大部分为敌特逮捕。
4月18日，敌人据冉益智的招供，由徐远举陪同保密局（军统）二处处长叶翔之，再次分别提审刘国定和许建业。许横眉冷对，毫不动摇，有关组织和同志的事没有吐露半个字。而刘国定却保命叛变，承认自己是川东临委委员和市委书记，招供出川东临委组成人员和部分市属组织及成员名单。天没亮，冉益智带领特务去华一村李维嘉家中抓人，没有抓到李维嘉，把李的哥哥李道源带走。上午10时，李维嘉从北碚回到重庆，发现家中有特务进驻，当即返身离去。他返回上清寺，经两路口，菜园坝，转往龙门打锣巷，找他的交通员林友梅探听究竟。林说：拂晓时分，冉益智突然到他住的大通商号，问“老李来过没有？”他答道：“没来过”，冉即下楼而去。事后，有工友向他讲：刚才军警包围了大通，一会儿又撤走了。李结合刚才看到家中异常情况，判断一定是市委书记、副书记出了问题。因为他住的地方只有刘国定、冉益智、林友梅知道。李猜测敌人在抓他的同时，也会对其他同志下手。他怀着一线希望给《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寄了一封信，大意是：“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暗示他赶快离开。陈接信后迟疑不决，遂在22日被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熊咏辉，“电台”支部的成善谋、张永昌等人。
4月8日晚，李忠良供出了刘国（《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10日，徐远举派特务去何北衡公馆抓人，刘见机走脱，转移到荣昌，派未婚妻曾紫霞向冉作过请示汇报。17日，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很快就供出了刘在荣昌的秘密地址，敌特于4月19日逮捕了刘国
和曾紫霞。一次受刑以后在回牢房的路上，刘国
大声喊叫：“冉益智叛变了，冉益智叛变了！”
6月初，冉又出卖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及江竹筠、杨虞裳、高天柱、赖德国、苟明善、颜昌豪、师韵文等。徐远举立即组织一个侦捕组，派行辕特务科长雷天元领队作组长，率领中统渝组组长左志良、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等十余人，于1948年6月上旬，由冉益智作眼线，从重庆乘船去万县。临走前，徐远举拿出法币300万元交给冉，作为预支的奖金，并要同行的特务喊冉为“王大爷”。在船上，漆玉麟对冉益智讲：“这回就看你的啰，要是叫我们白跑空路，当心点。”冉忙说：“请放心，一定会有收获。”
到万县后，冉益智和漆玉麟、黄声扬、陈林、邱云等负责行动的特务，住十字街佛兰西旅馆，不准随便外出。雷天元、左志良等特务头头，则住在距离佛兰西不远的高级旅舍福源商栈，包下三楼全部房间，不让其他人上去，免得泄露风声。来万县之前，冉已详细地介绍了涂孝文的特征：中等个儿，络腮胡子，30岁左右，在万县铺成学院挂名读书。到万县的第二天，左志良找到学院教导处管注册的特务张炽，打听涂孝文的下落。张说：“此人停学已久，这学期又来复学了。”左并从张处弄到涂孝文的照片，经鉴定，同冉说的一模一样。当天下午雷天元送冉回到旅馆，他悄悄地向漆玉麟讲：“冉益智还算老实，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示意漆，可放松或解除对冉的“暗中监视”。
雷天元等按冉提供的情况和线索，进行几天侦察策划后，决定于6月11日动手。这天早晨，雷把几个负责行动的特务找在一起布置任务：“我们的行动就要开始了，今天是端午节，大家都在看龙舟竞赛，不会惊动当地老百姓。”又说：“涂孝文是共产党在川东的负责人，是要犯。我们这次来万县，就要在他身上找线索。大家行动要听指挥，谁出的纰漏谁负责！”特务们先去铺成学院找涂孝文，没有找到，继又分组沿长江的南门河坝、胜利路、杨家街口码头寻找，仍没有找到涂孝文。冉忽见人群中远远走来两个看热闹的人，遂对特务说：“来了！”忙上去叫一声：“涂孝文”，左志良等便立即冲过去逮捕了涂。与涂走在一起的党员黄绍辉也一同被捕。
6月12日，敌特在十字街口诱捕了万县工委书记雷震。15日又在清泉乡第二国民学校逮捕了万县工委副书记李青林。13日江竹筠发现雷震（雷系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两人住处相隔不远）没有回家，怀疑他可能是被捕了，当即作了转移的准备。14日上午她给川大的一位同学写信说“想回川大”。江竹筠吃过午饭，打算找一可靠“交通”给在百里外龙驹坝的地委委员唐虚谷捎个信，要他特别提高警惕。当她走完法院街的石板路，刚踏上一马路几步，忽听有人喊“江姐”。她回头一看，那个人就是冉益智。江竹筠知道冉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因工作关系，曾与她和彭咏梧有过交往。最近重庆形势紧张，这个人为什么会到万县来？他找自己干啥？便问冉：“你怎么来了？”冉说：“三哥（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呵，老王叫我来……”按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在大街闹市区绝对不允许谈党的事，更何况把“老王”招出来。江竹筠判断姓冉的有问题，便不理他，径直往前走。冉益智立即原形毕露，他伸开双臂拦住江姐，不让她继续走。江竹筠掀开他的手，气愤地说：“光天化日之下，你要干什么？”这时又有两个特务围上去说：“江小姐，对不起，我们左（左志良）组长正四处找你，无论如何得请你走一趟。”江就这样被捕了。
与此同时叛徒冉益智急不可耐地向雷天元讨好献计说：“我们这次来万县，涂、雷、李、江都抓到了，这是一大收获，下一步只能从李青林、江竹筠两个女的身上下工夫。李是万县工委负责人之一，乡间的关系是她发展掌握的。”敌特当晚在特委会对李青林、江竹筠作了刑讯。李说：“我是教书的，很少和外面来往。”又说：“那个姓江的（江竹筠）我不认识，她也不认识我。”雷天元无法，歇斯底里叫特务将她拖到老虎凳上，命令“加砖”，李青林几次痛得昏死过去，她的一条腿骨就这样活活被敲断了。江竹筠在敌人的重刑威逼之下，连共产党员也不曾承认，对川东游击纵队的事，更是推得一干二净。敌人没有从她嘴里捞到任何东西。她对关在一块儿的女共产党员黄玉清说：“看来涂孝文是叛变了，你的关系只有他和我才知道。”在被押去重庆的船上，她大骂涂孝文：“你这条癞皮狗，乱咬人，平白诬陷别人是共产党，没有好下场！”特务无可奈何私下慨叹说：“几个女的都硬得很，整死不开腔，有个女的脚撬断了也不肯讲。”
根据冉益智、涂孝文出卖的名单，重庆去的特务，在万县大小特务的配合下，先后逮捕了地委委员、万县工委书记杨虞裳、组织委员荣世正；地委委员兼忠丰石南岸工委书记唐虚谷及唐的爱人张静芳，地委军事干部李明辉，驻地委机关和负责财经的干部唐绍辉，地委交通员李承林；南岸工委干部高天柱、向燮生，以及万县工委干部唐慕陶、陈继贤、黄玉清；开县工委干部冉思源、颜昌豪、朱世君；云阳工委干部苟明善、师韵文、赖德国、刘德彬等人。
冉带领特务去万县抓人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为敌特立下了“汗马功劳”。船抵重庆，去码头迎接他们的二处一特务头头，紧拉着冉的手说：“王大爷，辛苦了！”7月初，徐远举授予冉益智特务中校军衔和西南特务专员职务。这时他忽然想起有个叫廖模烈的湖南人忘记讲了。廖1937年参加共产党，1943年在万县被捕“自新”。后廖又找到冉联系，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继续干革命。冉说：“你被捕过，不能马上恢复党籍，但可以作同路人。”给了廖模烈一笔钱，叫廖暗中宣传农民革命。冉向徐远举报告这一情况后，徐派人到万县以“通共”罪将廖模烈逮捕。此外，冉益智还用他搞地下工作时“张德明”的化名，以重庆地下党负责人的身份，写了一篇极其反动的“自白书”，在7月27日的《》等报纸公开发表。他还为敌特编写“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中央在川活动情况”等反共文件，并在大特务徐远举办的“特务训练班”现身说法，讲授反共课程，进行反革命煽动。
12月底，冉为了争宠邀功和博取主子信任，继续向上爬，他又说出了川康特委负责人“老郑”的真名蒲华辅，特务雷天元恰与蒲华辅系铜梁的同乡同学。1949年1月2日，徐远举指派叛徒刘国定和骆安靖、雷天元三人，组成“川西特侦组”，任务是捉拿蒲华辅，破坏川西地下党。他们通过层层同乡关系，终于找到蒲的下落，并跟踪侦察，1月14日抓住了蒲。同时被捕的有：川康特委委员兼川北工委书记华健，荣县、威远党的负责人韩三思，军队党员韩子重，协进中学校长傅茂青夫妇，以及因重庆党组织被破坏、转移到成都的齐亮、马秀英等。
据解放初的材料统计：因《挺进报》和刘、冉叛变事件而遭逮捕的（不包括上、下川东起义失败后被捕者）共133人，减去上海、南京的8人，在四川被捕的总数为125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其中被害的53人，下落不明的35人，脱险和释放的26人，叛变投敌的8人。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四个罪大恶极的叛徒，解放后于1951年2月被人民政府判处枪决。四川地下党员中叛徒不到百分之一，更多的是像江竹筠、李青林、杨虞裳、唐虚谷、陶敬之、许晓轩、刘国
、雷震、陈然、王朴式的英雄烈士。在地下党的艰苦环境中，革命队伍中混入个别坏人，发生叛变事件是在所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