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是爱群大厦的扩建与广州宾馆的兴建。
爱群大厦原名爱群大酒店，建成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楼分十五层，高六十三米，矗立在广州市珠江边(长堤)，是解放前华南最高的建筑物·。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所接管，并作为接待外宾的一个重要单位。一九六五年中央拨了三百万元维修爱群大厦，我们用这笔钱扩建了一座新爱群大厦，附在旧爱群大厦的东侧。这项工程从一九六五年四月开始拆迁筹建，一九六六年四月全部建成交付使用，花了一年时间，新爱群分十八层，高六十七米多，十四楼有露天花园，十八楼有了望厅，整座大厦好象一艘巨舰停泊在珠江岸边。新旧楼融为一体，共有三百八十一套房间，七百五十张床位，是当时广州接待条件较好的单位之一。
新爱群大厦设计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框架剪力墙系统结构，既和原有旧楼有骑楼协调，又能有效地抵抗地震力，用钢材少(提高混凝土标号)，与国外同类型的结构减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钢材，节约了投资，缩短了工期。
新爱群大厦建好之后，中央领导同志评价很高。周总理称赞把维修旧爱群大厦的钱用来兴建新爱群“很聪明”，花钱不多，又很实用。爱群大厦后来改称为人民大厦。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承建这个工程的并不是什么大工程队，而是广州市房管局住宅公司的修缮工程队。当这个小小的工程队负责承建这么重大工程项目时，有的同志便说这是“小鸡吃大米”(广州话，自不量力的意思)。但是，这个工程队不仅干劲大而且有科学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按时按质完成了任务，从而获得了声誉。
随着我国对外往来的发展，一年春秋两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举行，来广州的外国朋友和港澳同胞越来越多，而宾馆的数量很少，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形势。特别是在交易会期间，住房十分紧张。有的外宾下飞机后要在机场等候几个小时才能安排到住所，有的到了宾馆也要在会客室等几个钟头，才能住进房间。广州市所有的旅馆住满了，连从化温泉宾馆、佛山的华侨大厦、白云山顶和统战部及工商界办起来的答箕窝学习用房也都住满了，有的客商还在香港等候。这样给外宾和客商带来了许多不便，也影响了我国的声誉。外国朋友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们广州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房子住不好。”为了解决这个突出的矛盾，我们向省、中南局有关领导反映，建议新建一座专门接待外宾的宾馆。
陶铸同志很支持。他于一九六五年底向周总理汇报，要求国家拨一半钱，广州自筹一半钱，来兴建一座外宾旅馆。后来，经过周总理与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商量，同意兴建一座有五百个房间、一千个床位的大宾馆，全部钱由中央出，并拨给广州市六百万元，作为修建宾馆的专款。陶铸同志立即把情况告诉市委，要我们迅速做出几个方案讨论。我们还征得陶铸同志的同意，把原先已准备的钱也加进去，力求搞得好一些。对宾馆的建设，贺龙副总理出了一些好主意。他在陶铸同志家里对我们说，中国用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高楼，要比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的要高，具体来说就是要比上海的国际饭店(原名百老汇大厦)还要高，层次也要多。还说，好马一定要配上好鞍，室内装修也要一流的，要搞空调，要搞美化，要有花园等等。于是我们就派人到上海去测量国际饭店的高度。最后，我们提出建二十七层(上海国际饭店才二十四层)，总高度比国际饭店高三米多，地点选在海珠广场，取名为“广州宾馆”。
这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物，全部设计、施工都由自己解决。当时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我觉得责任重大，担心万一经受不住台风的考验会塌下来，便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召开广州宾馆(当时叫外宾旅馆)设计方案的讨论会，邀请了有关方面专家共同研讨。参加会议的有华南工学院院长罗明橘、教授罗松发、陈伯齐、厦世昌，广东省设计院总工程师黄远强，广州市设计院副院长佘峻南，广州市建设局总工程师金泽光，广州市规划局结构工程师郑昭，以及省市建筑科学研究部门和有关设计单位的建筑专家、结构专家共三十多人，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研究。这次会议由我和林西同志主持。我对与会的专家提出如下设计要求:一是绝对保证安全，要能经得住七级地震和十二级台风的考验;二是要反映我国建筑高层楼宇的水平，具有南方城市的特色。我们这里长年不下雪，不用暖气，但要通风明亮，有风生风，住起来舒适;三是要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精神，在确保安全、结构稳固的基础上，节省材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讲速度，时间虽然紧迫，但各种科学数据一定要搞准确。还是这么一句老话: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这一次诸葛亮会议，与会专家经过各种方案进行认真的比较，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最后广州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再召开了多次小型的专门会议，对大家的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制定了一个设计方案:楼分二十七层、每层高三米，主楼总高度为八十六米，总建筑面积二万平方米左右，加上附属的低层建筑总共二万三千平方米左右，总的造价土建约四百五十万元，另加水电、设备、家具、装修等三百万元，总共约七百五十万元。为了能经受十二级台风和七级烈度的地震力，主楼底部共打下四百三十七根桩。这个工程由广州市房管局住宅公司房屋修缮工程队承担施工任务，争取一年之内完成。这个方案经陶铸和周总理批准后，立即施工兴建。
初时，工程进展很顺利，施工队的情绪很高，各方面配合也很好。但当主楼升至二十四层时，麻烦的事就来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已发生，贺龙元帅、陶铸同志先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陷害，受到批斗。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听说广州外宾旅馆专门用于接待外宾的，设计方案要建二十七层，超过上海国际饭店而成为全国第一的高层建筑，又是贺龙、陶铸的主意，因此，就给这项工程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这是搞“封资修”，为贺龙、陶铸“立碑”，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典型例子，要立即下马。如果就此停下来，总高度是低于上海的国际饭店的，怎么办呢?我们那时说话也不灵了，只好通过承建工程的、工人代表向当时支左的广东省军区陈德政委汇报，陈德同志很支持工人的意见，认为应该继续按原计划完成工程任务。但鉴于这个问题很复杂，他的话“造反派”(多数是外地来的)也不一定听，就由他写报告向周总理汇报这个工程碰到的困难，建议由中央出面做工作。周总理接到报告后，马上找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开会讨论，大家认为这个项目是全国计划会议定的，应按原计划继续完成，就以周总理的名义批复下来，才使这个工程免于夭折，但完成的时间已受到影响。我未见到工程的剪彩，就被“打倒”了。从交付使用二十多年的情况来看，这个高层建筑质量还是好的。这也说明，中国人民是有能力自己设计，自己建筑高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