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此时豫皖苏军区已改编为第十八军(张国华同志任军长),隶属第二野战军序列，大军过江，挺进西南，解放四川和西藏去了。军区情报处暂留开封，为了工作上需要，情报处改称河南军区办事处，处长改称主任。
开封成立特别市，吴芝圃为开封特别市委书记兼市政府主席。
我到开封后晋见了吴芝圃主席。他叫赵政一同志(当时赵为市府交际处长)安排我的生活，然后约我第二天向首长汇报。
赵正一同志领我到交际处(天主教堂)会客室等候。过了几分钟，吴芝圃、李实(听说是某部部长)、孙卫和等同志一起进来，我立即将所获情报作了汇报，并汇报了京沪一带的军事动态、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人心动荡等情况。
吴芝圃和李实同志听了汇报后指示：“我大军正在准备渡江作战，只等号令一下，就可万弩齐发，直捣蒋帮老巢。你在战争频繁、交通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拿到了这样多重要情报，而且非常及时，这是很可贵的，你在打过长江去，彻底摧毁蒋家朝廷的法西斯统治战役中，立下了功劳。”
我这时提出了随我一起来的李芗朴、殷震夏二人应作如何处理问题。
吴书记转向我说：“上次你在太康汇报工作时，宋任穷同志指示，不是说清楚了吗?不和他们谈政党问题。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答说：“宋书记指示精神，我完全遵照执行并已向他们作了明确表示。他们二人这次来，是以个人身份，来向领导汇报他们在京沪一带各自的社会基础和工作条件的，希望领导在工作要求上给以指示，以明确他们的工作任务。”
吴芝圃同志指示说：“明天孙卫和同志(豫皖苏军区情报处长)以我的名义出面，请他们吃顿饭，并告诉他们，现在江北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了，当前主要是解决江南的问题。请他们赶回到江南，利用目前的胜利形势和个人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在罢工、护厂和组织武装力量方面，来迎接解放军渡江，这些都是当前急需作的事情。”
次日，孙卫和处长代表吴芝圃书记，宴请了他们并传达了上述指示，然后送他们迅速回到江南开展工作。
关于“劳动党”的问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开幕，我才看到了安建平以个人身份在政协委员名单上出现，而“劳动党”也在报纸上声明解散。这一事实，给了我在政治认识上以极大的教育。
1949年4月，吴芝圃同志派我接替孙卫和同志为豫皖苏军区情报处处长(即河南军区办事处主任)。约在4、5月间，办事处改属开封特别市警备司令部领导，名称未变，处长仍称主任。不久省人民政府建立，开封特别市改为开封市，警备司令部取消，公安厅建立，办事处改由公安厅领导，其业务性质、组织机构未变动，我仍任办事处主任。
奔赴香港指导特情
接受任务奔赴香港
1958年4月，我任河南省公安厅政保处处长期间，中央公安部下令调我到北京工作，我遵令于4月23日到北京公安部报到，住西四皮库胡同招待所，5月2日一局王一鸣局长找我谈话，王说，解放后经过剿匪反霸，搜捕潜伏特务，镇反和肃反斗争，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反革命基础，已基本上被我消灭了，今后应转入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派遣的特务和潜藏较深的隐蔽敌人作斗争了。
为了加强这一工作，加强对海外反间谍斗争的组织和领导，为了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部领导决定派你到香港作重要特情的指导工作。
海外有一批特情力量，工作条件很好，活动能力较强，所处地位非常重要，但政治思想基础较差，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缺乏为革命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工作被动，消极等待，抱残守缺，不思开拓，要发挥其现有条件，必须在敌区就地指导，当前敌情比较严重，须即解决这一问题，经过研究，认为你可以完成此项任务。
关于通过边境的办法及掩护形式等具体事项，你到广州后与华南办事处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
我受命之后于5月4日离京南下，临行之前杨奇清部长找我谈话，杨部长是我党老一辈的保卫工作的领导者，是我们素已敬仰的老前辈，他德高望重，厚重率直，刚毅果敢，不随流俗，艰苦朴素，永葆老红军的传统本色。
他明确了我的外出任务之后，作了以下恳切的指示，他说：
香港是当前国际上的重要市场，是政治、经济、金融贸易，特别是间谍、特务角触的中心，我们都知道，美帝国主义设在香港的领事馆是全世界最大的“外交”机构，难道美帝在香港有如此多的外事任务?当然不是。他们百分之八十的人员是对我国搞间谍活动的。
英帝国主义在香港殖民统治了一百余年，除有完整的政警机器之外，还建立了远东最庞大的间谍情报组织。
其他帝资国家对香港的间谍活动，无不插手染指，无论其设立机构大小，人员多少，其矛头都是对准我们祖国大陆的。蒋帮逃台之后，虽然师老兵疲，一败涂地，但其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之想，从未一日停止；
当然，其妄称军事登陆，政治反攻，自然是白日做梦，欺人自欺的老调，但其特务破坏，派遣活动尚可得逞一时，在美帝国主义絭养与支持下，大量发展特务，培训潜伏人员，以港澳作为前进基地，频繁地向国内渗透潜入，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扰乱我国的和平社会秩序。
为了及时打击敌人，防止敌人的阴谋破坏，必须深入敌区，开展内线的反间谍的侦察工作，根据你过去的工作情况，组织相信你能够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这一席话，我完全可以理解，认为当时的斗争形势，确实必要这样做，但我担心，解放之后已离开隐蔽战场8年，一直搞公开的侦察工作，不仅身份掩护有一定困难，而斗争形势、地理环境也物换星移，这是我要立即克服的重要问题。
当时乘车南下，于5月10日早六时抵达广州，华南办事处郭佩珍副主任在车站接我，我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和郭是老熟人老同志了，相见之下十分欢欣，随他一起直达执信路招待所，从此，我又在这条战线上重新入伍，再作冯妇，投入到一场鲜为人知的、艰险激烈的对敌斗争中。
我的主要缺点除了水平不高，经验不够之外，还有不懂英语，其次，对被誉为东方之珠的资本主义远东橱窗——香港，毫无认识，我们只是在常识的印象中，知道那里是孳生间谍、特务和反革命的温床，那里麋集着，从军阀时代到解放之前逃亡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军阀余孳、官僚后裔、汉奸遗孤、封建残余以及反革命势力和流氓地痞社会渣滓，他们吸尽了人民群众的血液，把中国无法统计的金银财富，古玩珍宝盗窃劫掠到海外，供其挥霍享受，他们是新中国的反对派，是对中国革命有着刻骨仇恨的反动阶级。
建国之后，香港虽然有了一些大的变化，但敌我力量相比仍然是非常悬殊的。
当时的香港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一、人口350万。
二、有黑社会分子20万。
三、有学校(大中小)2661所，学生100万人，其中港英官办或资助的800所，美蒋设立或控制的200所，学生约10万余人，中间落后的1600所，进步的只有23所，学生不到1万人。
四、有新闻报纸75家，其中美蒋创办的24家，民办的36家，进步的只有11家。
五、出版机构136家，美蒋设立或控制的41家，纯商业性的87家，进步的只有8家。
六、电影制片厂47家，台蒋主办的10家，右派经营的30家，进步的只有3家。
七、社团(工会、宗亲会、同乡会、体育会、文教会等)除少数进步工会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蒋帮掌握的。所以那时的节假日，新历旧历年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很多，相比之下挂国旗者寥寥无几。
美帝国主义当时对我实行封锁禁运，战争威胁，不仅直接空投特务，而且大力支持蒋特空投、海漂、派遣潜入。
港英当局标榜自由中立，实际是亲蒋抑我，那时中英外交尚未正式建立，虽然各设有外交代办机构，但其对我态度并不友善，特别是柏立基当上港督之后，公开采取反共政策，他上台不久，就封闭了我方的“钟华中学”,当然，他这样干毕竟是有顾虑的，不久他又宣布启封了，他还想搞掉我们的电影事业，后来我们准备反击，向他提出不得在香港悬挂蒋旗，他闻风之后才软了下来，这一点说明了我们的严正态度，如果他的反共步子再往前迈，我们会有更严厉的措施的。
因此，他不得不软了下来，当时我们对港英的策略是斗而不僵，只要他不进一步反我们，我们也不再给他下不了台。
我国国内当时的形势，也是比较困难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浮夸风，说大话正是风起云涌，如火如茶，粮食短缺，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苏联毁约逼债，落井下石，一时乌云满天，造成广东的大逃亡，这些问题在海外的信任危机是非常明显的，
一些爱国人士，进步分子对国内的冒进政策不理解，说我们是不顾实际，随心所欲，有的好心人也说我们是唱“空城计”,“无米炊”,少数左派文艺工作者及倾向我们的上层人士也有发生动摇的，个别人背我他投，特别是敌内的工作关系，怀疑怅惘，沉闷消极，工作无精打采，苟且应付，甚至敷衍塞责，这对当时的特情指导工作带来了不易克服的困难。
我到广州之后，华南办的领导李溪林、郭佩珍、宋恕忠等同志给我介绍了工作情况，指出了工作上的问题，然后我翻阅了敌情和特情的材料，学习了上级领导的有关文件和指示精神，于8月初我持广东省公安厅发出的赴港探亲通行证，施桢祥同志送我到深圳过关，搭深港线火车一小时抵达九龙，下车之后由已在香港等侯的李景亮同志接我到他的住所，我以华侨家属身份租用他半间房屋，也就掩护在他们家里。
从第二天起，我用了一段时间，先熟悉了一下香港、九龙和新界的主要市区的交通路线，码头、车站、机场、公园及游艺场所的一般情况。
于10月16日在组织的妥善安排下，约了一名编号为2019的主要特情见面，特情以张建明的名字在香港中环干诺道“新光大酒店”四楼开了一房间，我以卢石化名前去接头，按动门铃，他应声而出，相互对答暗语会晤后，即作久违阔别之状畅叙情怀，但此处万人逆旅，无法谈论机密，随约定三日后到山顶公园碰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取上了联系，由于我们的社会身份不同，彼此住址保密，因此，如无必要，即不直接碰面。
当时敌情十分严重，台蒋情报局正向驻港特务组站布置准备已久，定于12月20日开始执行的“专勤案”培训了大批特务，准备潜入，进行发展、情报、纵火、心战等行动破坏，但此时2019尚无所知，
与此同时，台蒋情报局又布置了一个以破坏浙赣、鹰厦铁路为目标的“锐进案”,并派一高级特务林学纪抵港督导，我们就针对这两个行动案件，研究了反破坏，防破坏的措施与办法……
自此以后到1961年为止，台蒋情报局陆续制定和实施了规模较大的，有计划，有目标，有时限，有要求的九个行动破坏计划，为实施这些计划，分期训练拟派遣的特务131人。
运抵香港准备转运大陆的武器弹药、爆破器材十批，除一、三、八等批材料的品种和数量不清外，计有：
纵火器76个，炸弹45枚；导火索2捆，加拿大手枪25支；炸药99条；燃烧粉5包；雷管6支；计时表6个。
在此期间，我获取敌人重要情报1386份；派遣线索495条(包括敌人先期派遣的和我控制的单位以外的);密码4套。
情报中多为台蒋情报局的计划、命令、指示、密电等秘密文件；
派遣线索中包括香港8个潜伏组站的全部作业，如张炬站、大陆研究所港站、乔家才的万隆公司、汤炎光组、丁革新的粤海组、翟荣基组、李少峰组、刘奇琏组等特务单位。
所有密码，经鉴定都极有价值，其中两套是情报局最新启用的新型密码，对我研究该频密码及改善我当前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并得到有关部门诚挚的感谢，另两套密码价值甚大，我借此获得三百余份重要情报；
同时为技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反特的行动斗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提供了敌人行动破坏的主要目标和派遣线索(这些是上级的评价),成绩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