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患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大叶性肺炎，高热达40℃以上不退，白细胞降至0.6×10^9/L，经用各种抗生素和清肺解热中药无效。患者高热而多汗、肢冷背寒，面、唇舌淡白，精神萎靡，声低气细，恶心厌食，咳嗽、胸痛、吐血痰、脉虚数甚。
投以补中益气汤加减方黄芪、党参各50g，白参、白术各15g，西洋参、升麻、柴胡、陈皮、炙甘草各10g。二剂服后体温降至38.7℃。复诊守上方，柴胡加重至15g，更加青蒿15g，继服8剂体温降至正常，其他症状大为好转，惟仍咳嗽、胸痛、吐血痰。三诊守上方加入桔梗、枳壳、橘络、丝瓜络、紫菀、款冬花等药，更进二十余剂，复查胸片示肺炎全部吸收，血象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缓解。
本例身大热体温高达40℃以上而多汗，肢冷背寒面唇舌淡白，精神萎靡，声低气细，现象热而本质寒，病情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气虚，虽然兼有肺热灼伤阳络之症，但治病必求其本，故投以补中益气汤方解决主要矛盾，气虚发热证解除了，肺热灼伤阳络之症也就迎刃而解。（万友生）
甘温除热法是李东垣所创立的一种甘温益气、生阳散火的治疗大法，早在《素问·至真要大论》就有“劳者温之”“损者温之”之说
金代李杲《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说：“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唯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李杲对于身热而烦、气高而喘、口渴、头痛、脉洪大的“内伤热中证”，认为要用补中益气、升阳举陷、甘温除热的方法治疗，从而提出了“甘温除热法”，创制了补中益气汤。
从《补中益气汤》中理解“热”的形成：
一、是脾气亏虚，正气不足，复感外邪，引起发热。
此乃脾虚为本，发热为标。治病必求于本，李杲用补中益气汤扶正以祛邪，是为“求本”之治。故明代赵献可《医贯·补中益气汤》说：“世人一见发热，便以外感风寒暑湿之邪，非发散，邪从何处解？又不能的见风寒暑湿对证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剂，如九味羌活汤、败毒散、十神汤之类，甚则凉膈、白虎，杂然并进，因而致毙者多矣。东垣深痛其害，创立此方（补中益气汤），以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伤者多，外感者间有之，纵有外邪，亦是乘虚而入，但补其中、益其气而邪自退。”如若外邪较盛者，也可表里同治，治以益气解表法，可用败毒散治疗。
二、是脾虚不运，湿浊内停，郁而化热，而见发热。
李杲《脾胃论·用药宜禁论》说：“湿能助火，火旺，郁而不通，主大热。”劳倦伤脾，脾气亏虚，运化失司，升降失职，清气不升，浊阴不降，水湿内停，郁而化热，变生发热。此亦脾虚为本，发热为标。治病必求于本，李杲用补中益气汤益气以祛湿，是为“求本”之治。如若湿邪较盛者，也可扶正祛邪兼顾，治以益气祛湿法，可用香砂六君子汤治疗。
三、是脾气亏虚，中阳不足，虚阳外越，而见发热。
近代名医蒲辅周认为气虚发热是虚阳外越所致，“烦劳则张’，实为阳虚，这个阳是指中焦脾胃之阳，亦谓之中气、中阳。虚者不内敛而外越，以致低烧”（《蒲辅周医疗经验集》）。阳气不足，阴不恋阳，虚阳浮越，而见发热。此亦脾虚为本，发热为标。治病必求于本，李杲用补中益气汤益气以温阳，是为“求本”之治。
何为气虚发热？
气虚发热当属中医学“内伤发热”范畴，《医学心悟·火字解》言“贼可驱而不可留，子可养而不可害”，说明了外感发热与内伤发热的区别。气虚发热由李东垣提出，其创立阴火论阐释气虚发热的本质。李东垣认为，人体中有阳火，亦有阴火与其对应，阴火与元气相互对立制约，在正常生理情况下，元气充足，环行于体内，阴火降敛，两相为安。若元气不足，阴火则亢盛为害，正所谓“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李东垣所谓“阴火”是指因饮食劳倦、情志失调等损伤元气所产生的内伤之火，而元气的充足则有赖于脾胃的充养。
脾胃为后天之本，元气滋生之源，正如其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所言，“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由此可见，脾胃内伤是阴火产生的关键，“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脾胃位于中焦，是气机升降的枢纽，脾胃气虚，则清气不升，浊阴不降，气机阻滞于中焦，阳气郁而不得泄，继而出现火热病证，即通常所谓的内伤热中证。因此，气虚发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脾胃气虚造成元气不足，无以制约阴火，阴火亢盛为害；另一方面是脾胃气机升降失调，气机郁滞而生内热。
甘温除热思想立足脾胃，广泛应用于内伤诸证，是李东垣学术思想的体现。李东垣据病机之不同，对甘温之品施以相应配伍，灵活变化。其具体应用概述于下。
脾胃虚弱，清阳不升，春夏之令不行，日久正气愈伤。《脾胃论·三焦元气衰惫》云：“三焦元真衰惫，皆由脾胃先虚，而气不上行所致也。”元气虚则阴火起。若专于温补，必壅而不行，内热更盛。李东垣云：“只升阳之剂以助阳，犹胜加人参。”东垣治中焦阳气虚弱证，多以甘温之品配伍风药，取效甚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