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时局困难，前线士兵们浴血奋战，可军政、财政两部，天天都在那里嚷着“没钱”，我就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我自己卖字献金，写一副对子多少钱，写一个横匾多少钱，写四扇屏多少钱。价钱定出之后，找我写字的人很多。
本来我希望，一副对子给我五十元，结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这样，每月收的钱都直接送给专门的机构，并且都有收据。
后来，我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处演讲。讲一次话，有捐一万的，有捐两万的，还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
抗战时期，冯玉祥旧照图片来自网络
有朋友介绍我到自贡市去演讲，那一次，我在自贡市总共讲三天的话，他们的献金就有二百多万，自贡市的万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
距自贡市七八十里的地方，有一新开的煤矿，厂长姓郭，除了一次性捐了款外，还有每月捐。
随后，我又到五通桥，那里民众的捐款非常热烈，也捐了很大的数目。像范旭东先生办的造碱厂，他们那里的朋友们虽然在艰苦中过生活，还是大量地捐了钱。
我到嘉定，那里有武昌大学和地方上的人们，打着旗子，敲着鼓，抬着乡间送礼的食盒，放着鞭炮来献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万。
说也奇怪，我在乐山（嘉定），听见几位老先生说：“这个地方现在平定了，前几天还不行。”我问他们咋回事？他们说，乐山这个地方，紧接着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汉人杂居，向来都很自由。
不久前，财政部派了一个税官到这里，一下子加了很多税，这里的民众有两三万集在一起，要求撤掉关卡，一直闹了一个整天，两位老绅士把这些关卡人员让到商会里头去，协商了一个星期，关卡才把把税减了一些。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许多小学生在会场献金的时候，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跑到台上来说：
“冯先生，我们刚才献过了金，现在托你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说一说，我们小学用的教科书在外面买不到，教育部书局书纸不行，我们都看不清楚。”
我则仔细地看了半会，三行字只看见了一个字，我说：“很好，我到重庆替你们去说。”
接着，从乐山到夹江的这个小县，亦献了三十多万，那个县长很年轻也很能干，自夹江到眉山县，这里是三苏的老家，还有三苏的祠堂。
三苏就是苏洵(老泉)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都是宋朝很有学问的人，做官也做得很好。
这里的县长姓张，是资中县人，他在城外边接我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此地常为旱灾捐款，恐再捐款不容易云云。”
我说：“你放心吧，他们捐千千万万，你摸不着，我也摸不着；他们一文不捐，你穷不了，我也穷不了，你不要管那些，请你把此地父老们和各机关的首长请来。我同他们谈谈就成了。”
于是，约定午后四时到齐，当天到会的大约有二百多人，我讲了约两小时的话，我问大家有何意见，当时，有一位老先生说：“听了冯先生讲话，我们应当赶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国；不然国亡了，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天，我又讲话一次，又是两个钟头，大家都明白了，就开献金大会，这一县共献了八十多万，看起来，救国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这里的学生献金很热烈，有位杜重划先生画了很多的画，都献了出来。献金完了，走的那一天，张县长向我说：
“先生，我在这里卖公债，把绅士们请了来，他们都闭着耳朵。我还请了几次客，十号、二十号的公债都卖不出去。先生这次来，什么也没带，两次讲话就捐出了八九十万。你老人家用的什么方法，我学学可以不可以？”
我对张县长笑了笑说：“你想一想就明白了。”临到上汽车时，我问张县长：“你明白没有？”他摇摇头说：“还没有明白。”
我开了车之后，不大的工夫就到了彭县。这里就是孔夫子说的：“窃比于我老彭。”的地方，又是汉朝张纲的故里。
张纲是汉朝有名的直臣，派他到外县考察政治，有没有贪污。他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就是说大的贪污在朝里头，我不能收拾他们；到外面收拾些小官，有什么用处？因此，他把车轮子埋起来不去了。
彭县城里有一个绅士徐原烈是日本留学生，已经五六十岁，生性耿直，非常爱国，写了好些书，都是救民救国的事。因为印这些书也花了不少钱，他的儿子就跟这位老绅士打吵子：
“你老人家老了，总是只靠着我来养，你现在印了这些书，这些书能养你的老吗？”
这位绅士就说了他的儿子，因此父子之间有了意见，夫妇之间也有了意见，所以，这位绅士很不痛快。徐原烈先生写的书，我读过两本，因此，我送了他一副对子，送了他一个匾，又请他吃饭，连他的朋友都过来。
本地的绅士彼此谈论说：“还是爱国好，冯老先生还请吃饭呢？我们也被请了当陪客，我们若有机会一定多做些爱国的事。”
这里，还有一个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是丁秀君女士，很热心爱国，这里的学生捐了一百多件东西。这学校的学生听了我讲话之后，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献给国家。
开会前，是他们学生包饺子招待我们，在礼堂晚会的时候，他们先唱了我作的山花诗，到了献金大会那一天，这样的一个小县就献了六十多万元。
从彭县到新津县。这里的县长叫赵宗炜，在这里当县长好几年了，人很忠厚，做事有办法。在前些年里有做生意的人，赚了很多的钱，建了两个大堂，创建的董事叫庄甫臣。
这两个大堂，一个叫至孝堂，一个叫至忠堂。至孝堂有颍考叔、万子等的塑像，前面有木头牌位，书其姓名及生平年代。历史以来凡是孝子、孝女都在上面，每一个木头格子里，都有两个塑像相背而立，每个人的像都是赤金包着身体。
至忠堂有关公、岳飞等的大塑像，并有对子，(冤狱三字莫须有，精忠万古将不同)，忠孝的大门有石刻对子一副（乾坤正气留千古，忠孝完人萃一堂)。
至忠堂现在由第四保育院借住，共二百四十个孩子，脸上多是菜色，我想既然把这些孩子收容来，就应当注意他们的营养才对。
这里的献金大会是李唐做会长，赵宗炜等做副会长。赵县长说，他的母亲给他的孙女留下四十石谷子，预备留给孙女儿做嫁妆的。他觉得国家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还讲什么婚丧喜庆，所以把这四十石谷折合法币十万元献给国家，自己不愿出名字。
我说：“这是极伟大爱国之事，不必顾忌。”随后，我写一部满江红送给赵县长做纪念。
除了县长慷慨以外，我要提到的是李唐旅长的努力，他带着病跑东跑西，仅仅三天，献金大会就举行了。到会的人民，人山人海，许多人说：“这是新津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大会。”这地献金共有一百零十万多元。
有位谢静山先生在这里的一个学校教英文，有六十多岁，很长的白胡子。他约了几位中学的教员一块儿来看我。这几位中学教员组织了一个诗社，他们对于国家人民的痛苦是很关心的。
看见我穿着蓝布的厚棉袍，他说：“冯先生，我们当个教书匠，家里生着大火盆，身上穿着狐皮皮袄，还觉着冷，还觉着不好受；今天看见你在这三九天，坐在这里连一点火都没有，我们不愿意捐钱，也得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献给国家。”
1943年12月21日上午9时，我到了四川双流县，这里的县长叫吕秉仁，东北人。下午3点开了各界的谈话会，晚上把分会组织成了，开大会的时候，这样的小县还献了八十多万。
12月24日的下午，我从双流县到了成都。因为在电话上约好了张群主席要他在家里等我，我到了张家，他早预备好了一万元，用红纸包上，这是他私人献的。
到了第二天12点，张群请了各机关的首长、各大学的校长和地方上的绅士，吃午饭的时候，就请我同大家讲话。
这次，我讲了两个钟头，刚才讲完，张澜先生（张先生曾做过四川省长，在民国元年保路同志会杀了赵尔丰、端方，他就是领导的人。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就站起来说话：
“冯先生提倡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我们应当用全力支持他，我们应当提倡四川全省的人民把我们所有的，尽可能地献给冯先生，请他转交国家。这是为了我们得到胜利应有的一点表现。”
说到这里，大家都鼓起掌来，最后由张群作了结论，就散了会。这天在华西大学张陵高校长的家里吃晚饭。张校长说：“冯先生的献金运动一定成大功。”
我问：“什么缘故？”
张说：“张澜先生是四川的人望，他今年七十多岁，素来他对于人民的钱，他总是爱惜，换句话说，凡是要人民出钱的事，他总是打驳回。今天冯先生讲完话，他头一个起来赞成，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我在成都讲话，有时候一天讲四五次，每次都是一点或两点钟，我在华西坝大学讲话，男女青年倾其所拿出来献给国家，成都的献金会是张群做会长，张雪岩先生是理事。
1944年1月16日举行的成都献金大会，共得到一千多万元。那天献金总算是热闹，可是，还不如新津献金时来的民众多。
张群说：“人要太多了，秩序没法子维持。”所以那会场的秩序整齐严肃，太规矩了，热烈的情绪实在不够。
就在这时，蒋介石忽然有电报给张群，约我去重庆谈话。我说：“很好，明天就回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