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刘玉琼61岁
整理：白鹭湖姑娘
我这辈子的故事能写成一本书，命运跌宕起伏，只可惜我文化浅，好多时候心里知道，写不出来。
我家兄妹4个，我排行老三，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很少有欢声笑语的时候，哪怕是过年。
我父亲是个身材颀长、面目清瘦的人，话很少，一年到头眉头紧锁，总是咳嗽，有时候我半夜睡醒了，还能听到父亲长长的叹息声。
我母亲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不识字，跟父亲之间要么就没话说，要么一开口就吵架。
我那时候少不更事，经常看他们俩吵着吵着，父亲就竭力压低着嗓门，怒目圆瞪朝母亲吼道：“你把我磨死了，你就清静了！就随你愿了！”
每次这个时候，母亲就撩起衣襟擦眼泪，嘴里说着：“我要不是舍不得这两个小的‘够不上饭碗’，我就死了让你！”
每次父母一个不让一个的时候，姐姐就可怜巴巴的看着两人，小声嘀咕道：“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接着，父亲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咳嗽，苍白的脸憋的通红，好像要把五脏六腑咳出来，我听着都难受。
老话讲：不是冤家不聚头，估计我父母上辈子就是冤家吧。
在我12岁的那年冬天，我记得是腊月廿四，常年抱恙在身的父亲去世了，享年43岁。
那一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别人家忙着加工豆腐、买窗花对联备年货，我家老少哭声一片。
因为父亲这边人丁单薄，就他哥一个，后来还是两个姑回来，在父亲的几个堂兄弟的帮助下，草草的把父亲下葬了。
三天“完烟”的时候，母亲流着泪想在家里找点父亲生前用过的东西，拿到父亲坟头去烧。
可家贫如洗，父亲的几身衣服肯定舍不得烧，还得留着给哥哥穿呢，挑来挑去，一件也舍不得。
突然，母亲猛然间似乎想起来什么，她猫着腰从床下面拖出来一只麻袋里，解开绳子“哗啦”一下倒出来，地上全是书，因为床底下潮湿的缘故，有的书都上霉了。
母亲边捡边说：“都是这些东西害了他，也连累了我们一家老小，全烧了陪他去！”
此时，哥哥一脸茫然的站在旁边没动，像木头桩似的，姐姐弯下腰，不断的挑选着，小声说道：“留点下来吧，有些东西说不定往后有用。”
姐姐边说边整理着，我也凑到旁边，把姐姐摞好的几本缎面的小本子，悄悄的抱到姐姐房间里。
殊不知几年后，姐姐留下来的这几样东西改变了我的命运。
父亲去世后，家里争吵声是没有了，但母亲好长时间我看见她背着我们几个，偷偷的流泪。
没了当家的男人，母亲还是心里没底。
父亲去世的那年，哥哥19岁，姐姐16岁，我12岁，弟弟才8岁。试想，一个妇女带着4个儿女，日子肯定不好过。
好在那时候哥哥姐姐已经参加生产队劳动了，只有我和弟弟吃闲饭。
后来我从姐姐陆陆续续的叙述中了解到，父亲早年在城里一个剧团工作，好像是团里的“笔杆子”，后来在特殊时期下，就遣返回乡参加劳动改造。
一辈子没种过地的人，猛然间遭受这个待遇，人一下子就颓废了，而且还遭到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母亲动不动抱怨，所以注定家无宁日。
就这样，那些年父母他们相互折磨，直至父亲撒手人寰。
我们家虽然有母亲和哥哥姐姐三个劳动力，但也只够填饱肚子，每年生产队分红时，除了一大堆白纸条，也就能分个几块几角钱，连正常的开支都很难维持。
每次望着“旗杆高”的大儿子，转眼已经二十出头了，母亲一筹莫展，生儿育女不就是想开枝散叶嘛，但这么穷，哪个姑娘愿意嫁到咱家呢？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姨妈来了，她给我母亲出主意，姨妈说，正好我姐跟我哥只相差3岁，找个合适的人家，换亲。
母亲一听，眼里瞬间闪烁着光芒，随即又黯淡下来。
只听母亲叹口气说：“换亲哪有几家是好的？大部分委屈闺女了，玉婉（我姐姐）长的玲珑剔透，万一找的人家不好，那不就等于把丫头扔到水里了嘛！”
姨妈斜乜了我母亲一眼，不满的说道：“现如今哪能顾及到许多？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换亲谁也不嫌弃谁，又能省钱。我只不过就这么一说哦，你自己看着办！”
那天感觉姨妈有点生气，跟我母亲不欢而散。
但没过两三天，母亲拿了一袋子晒干的萝卜干和十来个鸡蛋，去找姨妈了，估计是想通了，想让姨妈帮着给哥哥姐姐物色“合头的帽子”。
很快，姨妈那边传来信说，她的邻村有一户人家也想换亲，她准备托人去说说看，两家人见个面。
不等姨妈那边落实好，母亲先给我姐姐打个“预防针”，把姨妈说的意思大概转达了一下。
结果我姐一听大哭，边哭边说：“换亲能有什么好人啊，穷都不怕，我就怕有残疾，或者傻了吧唧的，那日子该怎么过啊？”
母亲一听也陪着掉眼泪，随后安慰道：“我心里有数，如果太不像样了，咱就不说，反正你哥也才24岁，慢慢找吧。”
姐姐听母亲这么一说，总算止住了哭声。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发现母亲一边忙着做晚饭，一边招呼我帮着把几个玻璃杯用井水涮涮，还特意预备好一小包花茶。
我预感到那天晚上肯定有事，说不定跟哥哥姐姐婚事有关。
当我小心翼翼问的时候，母亲说姨妈晚上要来，我知道自己猜对了。
哥哥看上去心情不错，但姐姐一直低头不语，估计是害怕对方人长的不咋样，是秃子还是瘸子都不一定。
暮色四合，姨妈领着三四个人来了，我偷偷的站在院子角落，端详每个人走路姿势。
不过还好，没有异常的。
等众人坐定后，我又溜进屋子里，借着昏暗的灯光打量着每一个人。
只见有一个跟姨妈岁数差不多大的妇女，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不用问，肯定是来相亲的兄妹或者姐弟。
只见男青年个头挺高，就是皮肤黑，有点龅牙，说话很拘谨，如果细听起来，有点磕巴，不知道是不是紧张的缘故。
那个姑娘长的小精精的，扎两条齐肩的辫子，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一言不发。
我哥看上去是蕞淡定的，不断的给几个人添茶水，一副男主人的派头，还时不时偷偷瞟一眼那个女孩。
我姐撅着嘴，坐在小板凳上纳鞋底，她抽线的声响如黑暗中哭泣的小猫，沉浸在忧伤的世界里。
几个人东扯西拉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然后就起身告辞了，母亲和我哥送到门口，姐姐躲进屋子里再也没出来。
很显然，她对那个小伙子不满意，连我看着都不满意，觉得那个人配不上我姐。
写到这，大家也许能猜出这次谈话的结果了！是的，虽然我姐不情愿，但蕞后还是妥协了！
我姐这辈子对我们这个家功劳很大，她一直忍辱负重，替母亲和我们排忧解难，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对姐姐的感情蕞深，真的长姐如母。
因为是换亲，所以两家人都省去了许多程序，母亲给哥哥的房间稍微粉刷了一遍，添置了新的被褥枕头，还有一个新刷漆的柜子。
对于姐姐的嫁妆，母亲费了一番心思，不但有两床花棉被，还有几件衣料，一只圆木箍的马桶，我们那称作“子孙桶”，这是出嫁女娘家陪嫁必备的。
母亲用桃红色染料染了一大捧花生、棉子，外加一条方片糕，一并放进“子孙桶”里。
我当时好奇心特别重，不停的问母亲这些都是什么寓意，一开始母亲还跟我耐心讲解，可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傻劲，把母亲问烦了，她冲了我一顿。
姐姐那天换了一身合体的褂裤，估计也是她长那么大第一次从里到外都是新的，但她忧郁的面庞看不出新婚的喜悦，让人看着心生怜悯。
鞭炮响起的时候，姐姐没有流泪，因为在前一天母亲领着我们几个上父亲坟的时候，姐姐扑在父亲坟头哭的肝肠寸断，估计是那天把泪哭干了。
倒是母亲拉着姐姐的手，哭的眼都睁不开，可蕞终还是眼睁睁的望着姐姐落寞的背影离去，直至消失在村口。
姐姐走了，嫂子红丽来了，我们还是五口之家。
但村里人背地里替我姐惋惜，觉得她吃亏了，因为嫂子红丽娘家弟兄三个，我姐夫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没结婚呢。
好在姐夫是个憨厚老实的人，婚后也知道心疼我姐，后来看到姐姐每次回来不是那么“苦大仇深”的了，我也跟着松一口气。
转眼到第二年，我大侄子小军出生，几个月后，外甥女小兰出生，哥姐他们都有了幸福的三口之家。
嫂子红丽人也挺贤惠，自打嫁进门，还没跟我哥和我母亲发生过矛盾，我们也一直没分家。
也就是那几年，我才觉得像个家的样子，虽然不富裕，但总算听到欢声笑语了，母亲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当年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就辍学了，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去不了生产队干活，我就在家放鹅放鸭，打猪草，拾柴火，总之没有吃闲饭。
后来姐姐出嫁了，我也正式成了生产队社员，开始挣工分。
在我虚岁18岁那年，有天从地里收工回来，发现家里来了客人，那是一个中年男子，是村支书领过来的。
只见他和母亲说着话，还谈到“准备材料”之类的话，我有点似懂非懂。
等他们走后，我问母亲那个人是谁？来我家干什么？
母亲叹了口气，轻轻的说：“你爸原单位的，来了解情况。”
那一刻我知道，肯定我爸的问题解决了！
果然，很快消息来了，我爸落实政策了，虽然人不在了，但可以让其中一名子女顶替，给安排工作。
母亲把姐姐两口子也招集过来了，一大家人坐在一起商量，姐姐想都没想，对母亲说：“只有玉琼是合适人选，让她去吧。”
听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我心脏“砰砰”乱跳，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其实母亲心里早就合计着让我去顶替，但这话如果从她嘴里说出来，怕嫂子心里不悦，虽然我哥结婚了。
鉴于姐姐双重身份，再说姐姐为人也好，姑嫂关系、公婆关系处理的得当，两边说话都有分量，所以只得借姐姐之口说出来最好。
因为当年父亲的一些书籍和材料都保留着，还有剧团老同事出示的证明，我顺利的办好手续。
只可惜我文化程度太低，很多工作胜任不了，结果被安排进了镇上的供销社系统。
但等我去报到时，又被告知镇供销社人满，要下派到一个自然村供销社上班。
不过我很满足，也不挑剔，党让咱干啥，咱就干啥，第二天我就扛着行李去一个叫曙光村供销社上班了。
这个供销社除了我，还有两个30多岁的老大姐上班，主要就是卖油盐酱醋和其他生活日用品。
老话讲：一人为私，二人为公。自打我来了以后，两个大姐轻松许多了，因为她们一个是本村的，另一个是邻村的，两人商量好，谁家有事可以回去，因为我离家远，全天候的班，这样还是两个人。
我当然不怕时间长，也乐意全天班，因为商品品种多，价格我得费脑子记。
我为了尽快上手，本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原则，我把很多价钱记在一个练习簿上，等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时，再背诵。
因为我勤奋，又懂得取巧，所以深的两个大姐的喜爱。
记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好像是7块多钱，本来17、8岁的姑娘也好美，所以拿到工资后，我没直接回家，而是跑到街上理发店把头发烫了一下。
本来我长的也不难看，加上不再风吹日晒，皮肤更白皙了，新烫的发型虽然被弟弟嘲笑说是“鸡窝头”，但我自己照镜子觉得挺漂亮。
那个年代乡镇烫发的人很少，走在大街上被很多人指指点点，但我就有这个勇气，老实说，还是有点飘，觉得自己是工人，而不是“泥腿子”。
在我熟悉业务后，两个大姐更放飞了，今天她家这个事，明天她家那个事，动不动把我一个人撂在供销社里。
当然，对于货物和货款她们很放心，我们每天晚上盘存一遍。
我工作的供销社在曙光大队部的西边一排瓦房内，右手边是卫生院，左手是开水房，白天人不多，只有晚上广场上不是放露天电影，就是宣传队演节目。
所以渐渐的，周边几个村就传开了，说供销社新调来一个小丫头，还烫着发，大大的眼睛像电影里的“女特务”。
这些都是听供销社两个大姐来说的，她们俩边说边比划，说我把头发一烫，确实有点妖里妖气的。
或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吧，我“树大招风”了！而且我们供销社跟旁边卫生院一个时间点下班，都是晚上7点钟关门，估计是考虑到群众方便吧。
所以一到晚上，就有三三两两的小年轻把头梳的油光水滑，吹着口哨进来了。
当然，他们可不是来买东西的，而是来看我的，他们不时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发出“咯咯”的笑声。
不过，只要两个老大姐在这，他们收敛一点，只要看我一个人在站柜台，肯定就过来问这问那。
我本来就是服务群众的，所以只能耐心解答，但有时候他们说话过分了，我也不给他们好脸色看。
而这几拨年轻人中，有个个头在1米78左右的小伙子，特别引人注目，听他同伴喊他“玉强”。
玉强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他身高，而是他的衣着打扮，他总是穿一件大花图案的衬衣，下面是湖蓝色的喇叭裤，看上去不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而他每次往柜台前一站，就有几个年轻人推推搡搡，示意我们距离更近一点。
就这样，玉强每天比上下班都积极，两个大姐在这的时候，他就溜到隔壁卫生室侃大山去，只要看到两个大姐走了，他马上就转过来，问东道西。
对此，我一开始不想搭理他，但有时候他话说多了，我就用眼瞪他。
有一天他居然让我喊他哥，理由就是他叫玉强，我叫玉琼，是兄妹俩，一个辈分。
气的我骂道：“我姓我的刘，你姓你的陈，咋俩八代不连宗，什么狗屁兄妹俩！”
虽然把我气的面脸通红，我骂的也解气，我就是奔着翻脸去的，大不了跟他干一架，拿出我当年“小放牛”的气概，不怕他不低头。
可谁知道他非但不生气，还乐呵呵的夸我说，我骂人真会骂，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了。
我真被他气的无语了，干脆不搭理他。
但玉强有股子韧劲，任我怎么说，他就是不气恼，遇到这样的狗皮膏药我真没办法，甩都甩不掉。
有一天趁旁边没人，他自我介绍道：“其实你不用瞧不起我，我从小就在市里长大的，从小学到初中也是在市里读的，我感觉我完全能配的上你。”
听玉强毫无遮掩的表白，把我气笑了，我白了他一眼，道：“那是我高攀不起，行吧？”
谁知道他快速的把话接过来道：“那我心甘情愿的‘低就’你行吧？”
面对这样的男人也是没辙，我也托不了关系调走啊，再说调走的理由如果这么说，难以启齿啊。
老话讲：男怕勾引女怕磨。后来我确实是被玉强“磨”够了，加上两个大姐也不知道得到玉强什么贿赂，总是替玉强说好话。
其实如果我不是顶替我爸的职了，按家庭条件我还真配不上玉强。因为玉强父亲是一个村的大队的书记，两个姑姑都在省城工作，有个叔叔还是厂长，只有他们家在老家生活，但确实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就这样，我慢慢的接受了玉强，两年后，我们领了结婚证，婚礼举行的很隆重。
婚后玉强在他姑姑们的赞助下，买了一辆小面包车跑客运，那也是当地第一家私家车，那几年效益非常好，挣了不少钱。
玉强尊重我，对我也是言听计从，在我弟弟日后结婚、盖房时，他都伸出援手。这在很大程度上帮我们家度过了难关。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为了带动我哥和我弟他们共同致富，玉强让他们买车跑运输，钱不够他找人贷款。
姐夫不适合开车，但做饭是一把好手，于是玉强就让他和姐姐去镇上租门脸房卖早点，直至后来开饭店，都是玉强忙前忙后办执照，不厌其烦。
这才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而我幸亏嫁给了玉强，因为后来单位解体了，我成了下岗工人。
玉强知道后不但不讽刺挖苦我，反而夸张的说：“回来正好啊，我们运输公司的董事长位子给你留着呢。”
就这样，下岗后的我正式回归家庭，相夫教子。
我和玉强只有一个儿子，因为我是城镇户口，当年也算是正式工，不敢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如今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跟儿媳在上海工作，孙子都读小学四年级了。
我母亲是86岁那年去世的，走的很安详，她生前常说，我们兄弟姐妹们都是跟我和玉强沾光了，才有如今的幸福生活。
而我笑着对母亲说：“我是托我爸的福，如果不让我顶替，我也没机会跟玉强认识。”
玉强闻听，满眼宠溺的望着我，说：“我就是沾你的光，因为你是个旺夫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