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1853年），内忧外患的满清王朝走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一方面是羽翼渐丰的太平天国一鼓作气攻克南京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以“修约”为名，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在这样的人心惶惶里，远在江南的姑苏城里，一位手工艺人却紧紧关上了工作室的房门，沉下心来选材取泥、搅拌筛滤、练泥锻锭、修刮打光……陶，出于土，而练就于生活。它需要摔，需要捏，需要烧。时间，会见证陶土成器，完成涅槃，最终变成艺人理想中的样子。因此，他的耳中充斥着各种鼓角呼喊，心中却如归的平静。

在火的历练中，一件澄泥蟋蟀罐完成了。


蟋蟀罐直径为11.9cm，重273g，圆形盖，盖上刻有龙纹。


罐身被划为四个区块，每块均刻有两条龙纹，上下翻飞，嬉戏成趣。


手艺人反复抚摸着这件泥质纯正、色泽柔和、干净细腻、光洁均匀的蟋蟀罐，爱不释手。残存的炉火明明灭灭，映照着他脸上的沟沟壑壑，每一条皱纹都写满了喜不自禁。

他在罐底隆重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胡建安，同时注明了生产日期，“大清咸丰三年”。


近两个世纪斗转星移。蟋蟀罐里曾经的“住客”来了又走，它们在主人的挑拨下，发出嗡嗡的轰鸣，互不示弱，捉对厮杀，直至一方败下阵来。

狭小的空间里，蟋蟀或傲娇或沮丧的鸣声，一直在背景处低吟着历史的回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蟋蟀的栖身之所，要适应它的生活习性，既舒适，又安逸，方能将这个天地间的小生灵侍弄好，蟋蟀罐由此应运而生。制罐的材质多样，尤以陶质最为常见，因为蟋蟀喜阴、喜湿、畏光、夜间活动，喜欢栖息于砖石瓦砾之中，所以陶罐最符合它的习性。


蟋蟀罐的制作，从选材、除杂、筛滤，到练泥、搓土、成罐，差不多有十几道工序。等自然阴干后装窑焙烧，窑火控制在摄氏900度左右，一窑约烧10小时。出窑后的蟋蟀罐需放入水缸或水池中浸泡7—10天，让其吸足水分。最后研磨雕刻、上色抛光，即为成品，其工序之多，花时之长，制作之精，可想而知。

“精光内含，温润如玉，摸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多年的三合上原底，又细又平，却又不滑。沾上水，不汪着不干，又不—下子吸干，而是慢慢地渗干，行话口｀慢喝水＇。凑近鼻子一闻，没有潮味儿，更没有霉味儿，说它香不香，却怪好闻的……这样的精舍美器，休说是蛐蛐，我都想搬进去住些时”，文物藏家王世襄的这段文字，不难看出这位爱屋及乌的养虫大家对小小的一介草虫的关爱与依恋。


这件蟋蟀罐的罐盖背面还有一段落款：“姑苏齐门外陆墓镇南窑”，标明的是它的出产地。


蟋蟀罐分南北两派。北罐以天津为代表，南罐则是以苏州陆慕（旧称陆墓）镇为代表。

位于苏州北部齐门外的陆慕，因三国时吴国陆逊墓在此而得名，自古享有“苏州北大门明珠”的美誉。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陆慕的水质清澈温软，滋养出来的泥土也尤为粘糯细腻，因此这里的澄泥蟋蟀罐成为了盆中上品，其中尤以御窑、南窑等地为最，制出了不少精品。早在南宋末年，陆慕产的蟋蟀罐便已走进了皇家深宫，相传时为丞相的贾似道喜斗蟋蟀，所有精致的蟋蟀罐，便是陆慕特制的。而到明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风达到鼎盛，苏州本地则流传着“蟋蟀叫，宣德皇帝要”的民谣，陆慕蟋蟀罐更是声名大噪。清末民初，苏州是全国的蟋蟀文化中心，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热衷于此。这里的制盆名家还曾为梅兰芳等名流定购烧制过不少蟋蟀罐，至今在古玩市场上珍如拱璧。

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位虫友没有几个陆慕烧制的蟋蟀盆，那还算不上真正有水准的玩家。


制陶如塑人。陶，是时间的艺术。泥土太干会裂，太湿则塌。因此，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需要耐心地等，等土干，等火旺，等陶凉。


假如蟋蟀罐会说话，它也许会告诉我们当年在熔炉内外的日日夜夜。它展示着天工造化，展示着巧技神思，也在我们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的今天，教会了我们如何与时间融合，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